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我进大学听的第一次大型讲座，是在复旦四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的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1980 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入激变中的中国。

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

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复旦秋夜，我不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组织或机构，甚至国家。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无事袖手谈性情，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段诗句也是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十四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二十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学毕业是 1990 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 1992 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通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300 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树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目睹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十年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 5000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础于财富的自由。

19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需寻租、无需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和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十三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 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 4A 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 的股份，“剩下的 1%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 1% 就是自由的边疆。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

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

十年以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就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强差人意。不过，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们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

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当有人站在这么一个舞台上，我们很多同学都会羡慕。也会想，也许我去讲，会比他讲的更好。但是不管站在台上的同学是面对失败还是最后的成功，他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了。而你，还只是一个旁观者，这里面的核心元素，不是你能不能演讲，不是你有没有演讲才能，而是你敢不敢站在这个舞台上来。我们一生有多少事情是因为我们不敢所以没有去做的。

曾经有这么一个男孩，在大学整整四年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参加过一次学生会班级的干部竞选活动。这个男孩是谁呢？他就是我。

在大学的时候，难道我不想谈恋爱吗？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首先就把自己看扁了。我在想，如果我去追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可能会说，你这头猪，居然敢追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真出现这种情况，我除了上吊和挖个地洞跳进去，我还能干什么呢？所以这种害怕阻挡了我所有本来应该在大学发生的各种感情上的美好。

其实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就没有喜欢猪的女生呢？就算你被女生拒绝了，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改变了吗？那种把自己看得太高的人我们说他狂妄，但是一个自卑的人，一定比一个狂妄的人还要更加糟糕。因为狂妄的人也许还能抓到他生活中本来不是他的机会，但是自卑的人永远会失去本来就属于他的机会。因为自卑，所以你就会害怕，你害怕失败，你害怕别人的眼光，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全是抱着讽刺打击侮辱你的眼神在看你，因此你不敢去做。所以你用一个本来不应该贬低自己的元素贬低自己，使你失去了勇气，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门，都被关上了。

当我从北大辞职出来以后，作为一个北大的快要成为教授的老师，马上换成穿着破军大衣，拎着浆糊桶，专门到北大里面去贴小广告的人，我刚开始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想这可都是我的学生啊，果不其然学生就过来了。哎俞老师，你在这贴广告啊。我说，是，我从北大出去自己办个培训班，自己贴广告。学生说，俞老师别着急，我来帮你贴，我突然发现，原来学生并没有用一种贬低的眼神在看我，学生只是说，俞老师我来帮你贴，而且说，我不光帮你贴，我还在这看着，不让别人给它盖上。逐渐我就意识到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克服了恐惧，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你才能成长。

也正是有了这样慢慢不断增加的勇气，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未来。

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最近这几天正在全世界非常火爆的我的朋友之一马云，他就比我伟大很多。马云跟我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不是长相上相似，大家都知道，这个长相上还是有差距的，他长得比较有特色。

我们俩都高考考了三年，我考进了北大的本科，他考进了杭州师范学院的专科，大家马上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如何，我应该显得比他更加的优秀。但是一个人的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考上了北大就优秀了，并不是因为你上了哈佛就优秀了，也并不会因为你长相好看而优秀。一个人真正优秀的特质来自于内心想要变得更加优秀的那种强烈的渴望，和对生命的追求那种火热的激情。马云身上这两条全部存在。

如果说在我们那个时候，马云能成功，李彦宏能成功，马化腾能成功，俞敏洪能成功，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普通家庭，今天的你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更加丰富一百倍，你没有理由不成功。

当我们要有勇气跨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往前走的脚步你自己能够听见。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地想一下：我内心现在拥有什么样的恐惧，我内心现在拥有什么样的害怕，我是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这些东西，我的生命质量是不是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东西，我不敢迈出我生命的第一步，以至于我生命之路再也走不远。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同学们勇敢地对你们的恐惧和勇敢地对别人的眼神，说一声No！Because I am myself。

点评：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不惑、不忧、不惧是内心强大的真实写照，一颗波澜不惊的心，不受外界影响。

教育，请别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

——钱文忠在“第三界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各位尊敬的校长、老师，非常高兴来到本次论坛。本来，我的演讲题目是俞敏洪校长规定的，但是，听了四中校长和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发言之后，我想临时改改。我打算以一个学生、一个家长、一个老师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对教育的看法。

对于中国当下教育的看法，坦率地说，我只有四个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中国今天的教育。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对中国教育所有的看法也许都起源于一种错误，今天我们没有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

我们在不断让步，为自己找理由，为孩子们开脱。我想说，教育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我不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有一个奇怪的心态，就是不怕有问题，只要找到办法，问题总能解决。我要告诉大家，这是谎言，有些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得了癌症，如果早期发现还可以治疗，如果发现了却不去治疗，或者用更坏的办法去对待，或者说纵容它发展，到了癌症晚期再去治疗，还有用吗？没有用。我想，中国教育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教育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很多理由，也有很多理论，也在做很多努力。但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你们相信中国的教育还有救吗？恐怕很难说。我个人不相信。为什么？我们的脑海里有太多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国正面临着很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比如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是自地球上有人类这个物种以来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那么短时间内，有计划地出现在一个国家。请别忘记了，我们所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今天，我们的教育者在拼命反思，但是别忘了，接受教育的对象的主体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亚种了。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教育这些孩子。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可是，我们的童年快乐吗？至少我一点都不快乐。回忆一般都是虚幻的、快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在座的我们谁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有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有时候还被老师揍两下。

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教育怎么一定是快乐的？教育里面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凭什么对注定将要接替我们的子孙让步，我想不明白。

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那么，惩戒呢？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我也不相信。刚才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说，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都下不要看孩子的日记。我不敢苟同。为什么不让看？我从小的日记父母就看，也没把我看傻了。

听说前段时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内容是“赋予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要赋予？何况什么时候剥夺过？没有剥夺要重新赋予吗？现在的孩子骂不得、说不得、批评不得，一点挫折就接受不了。小时候，我的老师惩戒过我，但我们的感情到今天都很好。现在对孩子一味表扬，那惩戒呢？

我们讲跟国际接轨，接轨了吗？我看是“接了个鬼”。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我们常讲欧洲的教育怎么怎么好。好啊，大家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英国议院通过了一条法规，大意是“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律。”说白了，就是可以适当地揍。大家都说新加坡的教育好，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室后面墙上不是经常悬着一把戒尺？据说，孩子表现不好，按规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不许打手背，必须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允许执行。

但是我们教育的主体思路是对孩子不停地让步，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给孩子更多的游戏时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教育？如果说过去的教育都不对，那俞敏洪校长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徐小平、王强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们不是过去的教育教育出来的吗？我们是随地吐痰了还是耍流氓了，我们什么都没干，挺好。我觉得教育不能再一味让步，我们对孩子要真的负责任。不要迎合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应试教育。应试是最基本的素质。

人类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美国也不公平，中国也不公平。现在几乎可以说唯一的一条公平线就是高考了。如果说按照所谓的素质来招生，那么，中国的平民子弟有多少能进北大、清华？一个孩子连公平竞争都竞争不过人家，还说素质很高，谁会相信？所以，不要迎合社会上有些所谓的专家的话。
我现在提倡恢复全国高考，而且是裸考，不要加分。王强是内蒙古高考的第二名，我是那年高考的上海第二名，我们都是这么考到北大的。如果高考制度不能改，我们的教育就不能改，高考是指挥棒啊!高考制度之所以不能改，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不坏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矛盾我们必须自己心里清楚。有人问我：“钱老师，您这几年讲国学，讲《三字经》、《弟子规》，您觉得推广《三字经》、《弟子规》的最大难处在哪里？”我一般的说法是希望有关部门大力推广，进入学校。其实这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按照出席今天论坛的名校的标准培养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到社会上90%要吃亏。你把按照《弟子规》那样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的孩子放到社会上看看，很可能就吃亏!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大问题。谁能否认？我们要讲传统优秀文化的最根本的理由正在于此。

我自己也在教书，跟学生有接触，我想告诉大家，对于中国的教育，我们要有一种极度的忧患意识，而且应该是在接近绝望基础上考虑的，可能就是没治的。很多人问我，“钱老师，你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听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我就把他送出去，没有办法，没有选择。”我儿子在华东师大附中，那是我的母校，上海的名校，当然很好。但是社会环境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再一样了。所以我想，我赞成对孩子真的要严格。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必须让他知道教育绝不仅仅是快乐，学习绝不仅仅是快乐。当你意识到学习是快乐的时候，这位学生就很可能将来要成为俞校长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

我们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如果在全社会形成家长对孩子让步的氛围，以后的孩子是很可怕的，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怕的，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接不住中国未来发展的重担的。中国30年的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社会发展的奇迹，是谁干出来的？邓小平老人家、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他们都是了不起的领袖，但领袖之外也得有人干活吧。在中国历史上，无意识造成的真正精英是“老三届”。这一批人在文革前完成了初高中教育，文革前的初中高中教育水平恐怕不比今天一般的本科教育低，这批人由于历史原因被分散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1978年，一切回到了原点。这批人是中国人的精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正的精英，懂知识、受得了委屈、懂担当。现在，这批人要退休了。而现在，孩子进一步，社会让一步；孩子进一步，老师让一步；孩子进一步，家长让一步。这样的教育怎么行？更何况，现在的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冲突，根本就不能按照一般的教育学理论思考。

我父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就看不得儿子教育孙子。有一次，我教训孩子，我父亲在旁边就有些不愉快。我儿子说：“爸爸，你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说：“因为你错了。”他说：“错了也不能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说：“《三字经》没读过？”他说：“你不就是想说 ‘养不教，父之过’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前两天不还讲《弟子规》的吗？《弟子规》里说‘守孝悌，次谨信’你都不让你老爸高兴，凭什么我让我老爸高兴？”这件事就说明，我们的传统教育在今天已经全然崩塌，我们正面临着根本的冲突。作为家长，我倒是希望如果我儿子的老师看他不成器，揍他两下，罚站一会儿，这是应该的。教育部就应该定出这样的规则，对学生要有惩戒。

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鼓励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他面临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准备受到很多委屈。

如果校长惩戒确实犯了错的我的孩子，甚至揍他几下，我会感谢老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有大爱的。我希望老师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还得拿着大棒。新东方创造了不起的教育界奇迹，我是觉得这个论坛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要告诉这个社会，教育不是这样。再不要简单地这么说了，快乐教育、快乐学习、成功教育，都成功还了得？

我觉得，教育是最真实的事情，不应该去揣摩家长、孩子的心思，不停地对孩子让步。所以，到今天我对中国教育还是四个字——“我不相信”。

我现在只希望孩子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孩子考不考国内的大学我无所谓，我只希望他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好好过完这样一辈子。更何况，人类到底有多少年谁都不知道。霍金说还有200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会跟我的孙子说不要生孩子了。这是一句笑话吗？

我们现在要让孩子尽量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我们把未来的选择权放开给他，因为我们对孩子负不起责任。不像我们小时候，生活很困难、社会不发达、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的父母还能对我们负责任。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羡慕我父母，他们敢骂孩子、揍孩子，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们。今天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哪怕是一个眼神，没准明天就能把长辈杀了。

我讲《弟子规》讲到“守孝悌”时，叫我的助手搜索一年以内的“不孝、杀父”的反面例子，然后打印出来，以备我选用作反面例子。不一会儿，助手告诉我：打印纸没有了。我们对孩子没有一些控制、抑制、约束，一味以爱的名义对他们让步，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

也许这个想法很突兀，应该想办法如何让孩子学习更成功，但我内心“不相信”，所以我选择把我的真实想法跟各位校长、老师汇报。如果我们再不把一些虚幻的东西弄清楚，我们是要完蛋的。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恐怕未必应该全然简单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简单地认为，教育就应该跟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应该跟社会“对着唱的”。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应该是教育在教育社会。现在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这样教育的本体性就不存在了，教育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就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来给教育赋予那么高的地位和价值，在今天都已经被打乱了。

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我们的孩子让步，也不要轻易向家长让步。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权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但是也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

只有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大概在那时候还能考虑让我的孙子留在国内受教育。这是我的真心话，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校长首先把我当成一个学生，其次把我当成一个家长，最后把我当一个晚辈老师，给予批评教育。我刚才讲的没有一句假话，全是真话。当然，季羡林先生教过我“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