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摆脱恐惧

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当有人站在这么一个舞台上,我们很多同学都会羡慕。也会想,也许我去讲,会比他讲的更好。但是不管站在台上的同学是面对失败还是最后的成功,他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了。而你,还只是一个旁观者,这里面的核心元素,不是你能不能演讲,不是你有没有演讲才能,而是你敢不敢站在这个舞台上来。我们一生有多少事情是因为我们不敢所以没有去做的。

曾经有这么一个男孩,在大学整整四年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参加过一次学生会班级的干部竞选活动。这个男孩是谁呢?他就是我。

在大学的时候,难道我不想谈恋爱吗?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首先就把自己看扁了。我在想,如果我去追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可能会说,你这头猪,居然敢追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真出现这种情况,我除了上吊和挖个地洞跳进去,我还能干什么呢?所以这种害怕阻挡了我所有本来应该在大学发生的各种感情上的美好。

其实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就没有喜欢猪的女生呢?就算你被女生拒绝了,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改变了吗?那种把自己看得太高的人我们说他狂妄,但是一个自卑的人,一定比一个狂妄的人还要更加糟糕。因为狂妄的人也许还能抓到他生活中本来不是他的机会,但是自卑的人永远会失去本来就属于他的机会。因为自卑,所以你就会害怕,你害怕失败,你害怕别人的眼光,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全是抱着讽刺打击侮辱你的眼神在看你,因此你不敢去做。所以你用一个本来不应该贬低自己的元素贬低自己,使你失去了勇气,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门,都被关上了。

当我从北大辞职出来以后,作为一个北大的快要成为教授的老师,马上换成穿着破军大衣,拎着浆糊桶,专门到北大里面去贴小广告的人,我刚开始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想这可都是我的学生啊,果不其然学生就过来了。哎俞老师,你在这贴广告啊。我说,是,我从北大出去自己办个培训班,自己贴广告。学生说,俞老师别着急,我来帮你贴,我突然发现,原来学生并没有用一种贬低的眼神在看我,学生只是说,俞老师我来帮你贴,而且说,我不光帮你贴,我还在这看着,不让别人给它盖上。逐渐我就意识到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克服了恐惧,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你才能成长。

也正是有了这样慢慢不断增加的勇气,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未来。

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最近这几天正在全世界非常火爆的我的朋友之一马云,他就比我伟大很多。马云跟我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不是长相上相似,大家都知道,这个长相上还是有差距的,他长得比较有特色。

我们俩都高考考了三年,我考进了北大的本科,他考进了杭州师范学院的专科,大家马上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如何,我应该显得比他更加的优秀。但是一个人的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考上了北大就优秀了,并不是因为你上了哈佛就优秀了,也并不会因为你长相好看而优秀。一个人真正优秀的特质来自于内心想要变得更加优秀的那种强烈的渴望,和对生命的追求那种火热的激情。马云身上这两条全部存在。

如果说在我们那个时候,马云能成功,李彦宏能成功,马化腾能成功,俞敏洪能成功,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普通家庭,今天的你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更加丰富一百倍,你没有理由不成功。

当我们要有勇气跨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往前走的脚步你自己能够听见。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地想一下:我内心现在拥有什么样的恐惧,我内心现在拥有什么样的害怕,我是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这些东西,我的生命质量是不是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东西,我不敢迈出我生命的第一步,以至于我生命之路再也走不远。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同学们勇敢地对你们的恐惧和勇敢地对别人的眼神,说一声No!Because I am myself。


点评: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不惑、不忧、不惧是内心强大的真实写照,一颗波澜不惊的心,不受外界影响。

 

钱文忠:我不相信教育是快乐的,请别再对孩子让步

教育,请别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

——钱文忠在“第三界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各位尊敬的校长、老师,非常高兴来到本次论坛。本来,我的演讲题目是俞敏洪校长规定的,但是,听了四中校长和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发言之后,我想临时改改。我打算以一个学生、一个家长、一个老师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对教育的看法。

对于中国当下教育的看法,坦率地说,我只有四个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中国今天的教育。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对中国教育所有的看法也许都起源于一种错误,今天我们没有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

我们在不断让步,为自己找理由,为孩子们开脱。我想说,教育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我不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有一个奇怪的心态,就是不怕有问题,只要找到办法,问题总能解决。我要告诉大家,这是谎言,有些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得了癌症,如果早期发现还可以治疗,如果发现了却不去治疗,或者用更坏的办法去对待,或者说纵容它发展,到了癌症晚期再去治疗,还有用吗?没有用。我想,中国教育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教育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很多理由,也有很多理论,也在做很多努力。但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你们相信中国的教育还有救吗?恐怕很难说。我个人不相信。为什么?我们的脑海里有太多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国正面临着很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比如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是自地球上有人类这个物种以来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那么短时间内,有计划地出现在一个国家。请别忘记了,我们所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今天,我们的教育者在拼命反思,但是别忘了,接受教育的对象的主体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亚种了。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教育这些孩子。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可是,我们的童年快乐吗?至少我一点都不快乐。回忆一般都是虚幻的、快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在座的我们谁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有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有时候还被老师揍两下。

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教育怎么一定是快乐的?教育里面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凭什么对注定将要接替我们的子孙让步,我想不明白。

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那么,惩戒呢?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我也不相信。刚才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说,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都下不要看孩子的日记。我不敢苟同。为什么不让看?我从小的日记父母就看,也没把我看傻了。

听说前段时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内容是“赋予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要赋予?何况什么时候剥夺过?没有剥夺要重新赋予吗?现在的孩子骂不得、说不得、批评不得,一点挫折就接受不了。小时候,我的老师惩戒过我,但我们的感情到今天都很好。现在对孩子一味表扬,那惩戒呢?

我们讲跟国际接轨,接轨了吗?我看是“接了个鬼”。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我们常讲欧洲的教育怎么怎么好。好啊,大家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英国议院通过了一条法规,大意是“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律。”说白了,就是可以适当地揍。大家都说新加坡的教育好,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室后面墙上不是经常悬着一把戒尺?据说,孩子表现不好,按规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不许打手背,必须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允许执行。

但是我们教育的主体思路是对孩子不停地让步,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给孩子更多的游戏时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教育?如果说过去的教育都不对,那俞敏洪校长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徐小平、王强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们不是过去的教育教育出来的吗?我们是随地吐痰了还是耍流氓了,我们什么都没干,挺好。我觉得教育不能再一味让步,我们对孩子要真的负责任。不要迎合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应试教育。应试是最基本的素质。

人类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美国也不公平,中国也不公平。现在几乎可以说唯一的一条公平线就是高考了。如果说按照所谓的素质来招生,那么,中国的平民子弟有多少能进北大、清华?一个孩子连公平竞争都竞争不过人家,还说素质很高,谁会相信?所以,不要迎合社会上有些所谓的专家的话。
我现在提倡恢复全国高考,而且是裸考,不要加分。王强是内蒙古高考的第二名,我是那年高考的上海第二名,我们都是这么考到北大的。如果高考制度不能改,我们的教育就不能改,高考是指挥棒啊!高考制度之所以不能改,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不坏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矛盾我们必须自己心里清楚。有人问我:“钱老师,您这几年讲国学,讲《三字经》、《弟子规》,您觉得推广《三字经》、《弟子规》的最大难处在哪里?”我一般的说法是希望有关部门大力推广,进入学校。其实这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按照出席今天论坛的名校的标准培养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到社会上90%要吃亏。你把按照《弟子规》那样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的孩子放到社会上看看,很可能就吃亏!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大问题。谁能否认?我们要讲传统优秀文化的最根本的理由正在于此。

我自己也在教书,跟学生有接触,我想告诉大家,对于中国的教育,我们要有一种极度的忧患意识,而且应该是在接近绝望基础上考虑的,可能就是没治的。很多人问我,“钱老师,你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听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我就把他送出去,没有办法,没有选择。”我儿子在华东师大附中,那是我的母校,上海的名校,当然很好。但是社会环境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再一样了。所以我想,我赞成对孩子真的要严格。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必须让他知道教育绝不仅仅是快乐,学习绝不仅仅是快乐。当你意识到学习是快乐的时候,这位学生就很可能将来要成为俞校长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

我们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如果在全社会形成家长对孩子让步的氛围,以后的孩子是很可怕的,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怕的,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接不住中国未来发展的重担的。中国30年的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社会发展的奇迹,是谁干出来的?邓小平老人家、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他们都是了不起的领袖,但领袖之外也得有人干活吧。在中国历史上,无意识造成的真正精英是“老三届”。这一批人在文革前完成了初高中教育,文革前的初中高中教育水平恐怕不比今天一般的本科教育低,这批人由于历史原因被分散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1978年,一切回到了原点。这批人是中国人的精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正的精英,懂知识、受得了委屈、懂担当。现在,这批人要退休了。而现在,孩子进一步,社会让一步;孩子进一步,老师让一步;孩子进一步,家长让一步。这样的教育怎么行?更何况,现在的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冲突,根本就不能按照一般的教育学理论思考。

我父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就看不得儿子教育孙子。有一次,我教训孩子,我父亲在旁边就有些不愉快。我儿子说:“爸爸,你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说:“因为你错了。”他说:“错了也不能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说:“《三字经》没读过?”他说:“你不就是想说 ‘养不教,父之过’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前两天不还讲《弟子规》的吗?《弟子规》里说‘守孝悌,次谨信’你都不让你老爸高兴,凭什么我让我老爸高兴?”这件事就说明,我们的传统教育在今天已经全然崩塌,我们正面临着根本的冲突。作为家长,我倒是希望如果我儿子的老师看他不成器,揍他两下,罚站一会儿,这是应该的。教育部就应该定出这样的规则,对学生要有惩戒。

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鼓励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他面临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准备受到很多委屈。

如果校长惩戒确实犯了错的我的孩子,甚至揍他几下,我会感谢老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有大爱的。我希望老师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还得拿着大棒。新东方创造了不起的教育界奇迹,我是觉得这个论坛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要告诉这个社会,教育不是这样。再不要简单地这么说了,快乐教育、快乐学习、成功教育,都成功还了得?

我觉得,教育是最真实的事情,不应该去揣摩家长、孩子的心思,不停地对孩子让步。所以,到今天我对中国教育还是四个字——“我不相信”。

我现在只希望孩子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孩子考不考国内的大学我无所谓,我只希望他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好好过完这样一辈子。更何况,人类到底有多少年谁都不知道。霍金说还有200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会跟我的孙子说不要生孩子了。这是一句笑话吗?

我们现在要让孩子尽量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我们把未来的选择权放开给他,因为我们对孩子负不起责任。不像我们小时候,生活很困难、社会不发达、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的父母还能对我们负责任。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羡慕我父母,他们敢骂孩子、揍孩子,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们。今天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哪怕是一个眼神,没准明天就能把长辈杀了。

我讲《弟子规》讲到“守孝悌”时,叫我的助手搜索一年以内的“不孝、杀父”的反面例子,然后打印出来,以备我选用作反面例子。不一会儿,助手告诉我:打印纸没有了。我们对孩子没有一些控制、抑制、约束,一味以爱的名义对他们让步,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

也许这个想法很突兀,应该想办法如何让孩子学习更成功,但我内心“不相信”,所以我选择把我的真实想法跟各位校长、老师汇报。如果我们再不把一些虚幻的东西弄清楚,我们是要完蛋的。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恐怕未必应该全然简单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简单地认为,教育就应该跟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应该跟社会“对着唱的”。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应该是教育在教育社会。现在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这样教育的本体性就不存在了,教育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就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来给教育赋予那么高的地位和价值,在今天都已经被打乱了。

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我们的孩子让步,也不要轻易向家长让步。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权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但是也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

只有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大概在那时候还能考虑让我的孙子留在国内受教育。这是我的真心话,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校长首先把我当成一个学生,其次把我当成一个家长,最后把我当一个晚辈老师,给予批评教育。我刚才讲的没有一句假话,全是真话。当然,季羡林先生教过我“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鲍鹏山:我们培养了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

常有人说我的演讲很有激情,可是今天我听了前面两位嘉宾的演讲,我觉得自己被秒杀了。(全场大笑)

尚老师、许院长他们的激情,来自对文化的热爱。文化确实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

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富有激情、情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

可是今天,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

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

有句很有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耳熟能详,而且对它很是认同。从历史上看,1840年以后,中国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堪一击,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就是指科学技术的落后。

从现实上看,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用知识很好地答出一份标准化试卷,可能就读不了好大学、好专业,找不到好工作,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

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压力,我们都知道知识太重要了。但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是,尽管知识确实重要,但知识也有局限性。

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

首先,知识是无限的。什么叫知识?知识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实的认知。既然世界是无限的,那么知识也是无限的,可悲剧的是人生是有限的。

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世界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废掉。

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举个例子,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找了一批专家出了一套国学题目。题目出完后,编辑想让我审一下。我看了5分钟,对它的判断就是6个字:无趣、无聊、无用。

比如有一道题目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全场笑)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

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都搞明白,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这样的知识碎片,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有一道题目: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它是有意义的。

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和目标,他只知道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对他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答案,心里一阵窃喜,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并且他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这一点。于是,他天天等着别人提问,以期收获别人的敬佩。为了等到这一天,他可能每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都点胡萝卜,(全场笑)别人吃得很香,他却只等着一个问题。

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

有不少人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

他的结论就一句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放了5个音乐片断,每个片断几秒钟,随后提问:这5个音乐片断,有2个片断属于同一首歌,你们谁知道?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并且回答正确。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其中有2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你知道吗?这时我紧张了,我怕他知道。他不知道,说明他还是正常人,如果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

但是没想到他真知道。(全场笑)这时我让司机把收音机关掉。司机吓一跳,问为什么?我说:“它在侮辱我们的智商,并且在误导我们生命的流向。”

这就叫无用的知识,生活中有太多这样无用的知识。

比如,很多人关心某个明星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星座是什么,结了几次婚,又离了几次婚。当一个人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时,他可能获得了知识,并且在饭桌上能与人聊天,但他会变得特别琐碎。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警惕知识》。

主要观点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来就不可能占有无限的知识。更可悲的是,无聊的知识会让人生变得无聊,琐碎的知识会让人格变得琐碎,甚至猥琐。

孔子的学生子夏早就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即使是胡萝卜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你可以拿来吹吹牛,但如果你老是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

你用琐碎的知识把人生变成了碎片,所以君子不为。

荀子曾提出过对知识的鉴别。他说有些知识是无聊的、无用的、无趣的,这样的知识荀子有一个判断,叫“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你知道了这样的知识,并不能够因此成为君子,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也不会因此成为小人。有的知识对你的人生,一分都没加,又何必耗费精力和时间呢?

但是在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兴高采烈、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实际上,在知识之外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

《列子》里面有篇文章叫《两小儿辩日》,在座的都读过。两个小孩辩论说,太阳早晨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

两个人都有根据,说早晨近是因为早晨的太阳比中午大;说中午近是因为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热。

孔子活得真有压力,他几乎是那时候的“谷歌”和“百度”,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跑去问他。两个小儿问孔子,但孔子没法判断。

于是作者就借小孩的口吻讽刺孔子:“谁说你知识多?”作者大概是想,只要否定孔子的知识多,那就否定了孔子的价值。

这个思路显然是错误的。在人生知识的考场上,谁能站到最后?

我今天跟大家打个赌,我可以出一套100分的知识类题目,每道都有标准答案,但我能让在座所有人都得零分。反过来,你们也可以给我出100分的知识类题目,让我一分都得不到。

比如,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老师对学生提一个要求:“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第二是你必须要有标准答案。”

很多人说这个题目太雷人了,可我就觉得出得很好。因为它告诉我们,在知识的考场上,没有人可以站到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老师,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全场笑)

我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给大家出题,不需要费劲,就能让大家都得零分。你们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知道我祖母的名字吗?知道我祖父的二大爷的名字吗?在座的谁能答出来,今晚我请客。(全场笑)可见,知识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打倒。

如果要算知识的总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你们的知识总量都超过孔子。比如说,我可以出计算机、物理、英语、数学之类的题目,孔子肯定答不过你们。

但我们就比孔子的境界高吗?这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孔子自己早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我有知识吗?不,没有。苏格拉底也曾经说:“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只不过说出了一种真相。面对世界的无限,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

你看我不顺眼,给我出一道数学题。我为了防备下一次再有人给我出数学题,于是我天天学数学,学了10年以后,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大概已经到6800期了,我终于有勇气上台演讲,突然又有人说:“鲍老师,我这有一套物理题。”(全场笑)

你不会这样干,对不对?因为你们会宽容我的无知,我们也会宽容他人的无知,但是有种情况是不能宽容的,那是什么呢?没有良知。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

我们遇到标准化的试卷,回答不好没有问题,但是涉及良知判断、是非判断、善恶美丑判断,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全场大笑)

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判断力。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文化素养。

比如,为了抵制日货,很多年轻人走到大街上砸同胞的车,甚至伤害同胞的身体。他们带着一腔热血,以为在爱国,但实际上却是在“碍国”。

为什么一个带着良好爱国热情的人,会去做妨碍国家、损伤中国人形象的事?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良知。

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要告诉大家,良知才是方向。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我还要告诉大家,野蛮也会招打。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李光耀: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

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到。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如果一种制度能推动科技事业大繁荣、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而放弃这种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最终的证据是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要了解现实、预测未来,必须对历史,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个人要这样做,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某些事物是喜欢还是厌恶,决定了当这些事情再次发生时,这个人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

你必须有需求,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你拥有一件事物之前,你必须想拥有它,而想要拥一件事物首先就意味着你要有能力发现自己需要什么,其次还意味着你要有能力训练自己、组织自己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我断定在所有制度中,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制度是最好的。壳牌的人才评估系统把人的特质归结为三种:强大的分析能力,合理把握事实的能力,以及善于总结原则并关注基本事实的能力。如果你只知道关注现实,就会变得平庸和碌碌无为,你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有超越现实的能力,并且说“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你要有超群的想象力。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白岩松:停下来,与自己对话

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来了之后才知道不好讲,为什么?年龄层相差太大,36到42(岁)的一群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你怎么把一家两代人融合在一起还要给他讲呢?讲养生上一拨听,下一拨不听;讲励志,下一拨听,上一拨不听;讲成功,底下(有)一半儿人都有经验,很难,所以,聊聊天吧。

这一个月正处在厦门的读书月,我是受出版社的“裹挟”,来跟大家谈阅读之美,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悲哀的事情。今年台里头做一个关于读书的公益广告,这几年(都在)做读书的推广,我总纳闷一件事,你见过国际上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说到国际吃饭日,没有。那既然国际没有吃饭日,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读书日呢?对于人们的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去,那我很纳闷,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的一件事吗?那么为什么现在都已经堕落到了要全社会去推广“阅读”这样一种现状?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印证了此时此刻中国的某种悲哀和某种觉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前不久在APEC上,普京送给了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完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他们技术很高科技吗?没有。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这面跟咱们的手机一样是正常的,另一面是跟kindle一样的、像水墨一样的屏幕。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一个屏幕是正常的彩屏,另一个屏幕是墨迹的屏幕,只有爱读书的国度才可能把它研发,他才会把一个手机跟阅读和使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我们设计成两个屏幕,一定是为了变得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而不是考虑是否更适合阅读。

同样的道理,今年八月份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大家知道,八月份的时候,巴黎人民非常可爱,把整个巴黎全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见着中国人的可能性会比见着法国人的可能性更大,他们都去度假去了。就在探讨这个度假的事情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方的高级官员跟我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该怎么看待法国人像命一样地捍卫这一个月的休假?中国人经常会觉得法国人太懒啦,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啦,都去度假了,海边或者其他(地方)什么的。我们非常容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在全世界,如果论有创造力的国家来说,法国,是最好的,甚至可以不加之一对吗?比如说在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有多少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包括法国的电影,现在我依然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只要看一部法国电影,当然,也是他不错的电影中的一部,我就几乎从来没有失望过。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这个月休假紧密相关,因为每年他们有一个月去保证安静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经常有发呆的时间,让他们了解生命。每年都要休息一个月,宁可少挣点钱,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止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口号上会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我们的实际行径中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钱永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那你可以仔细追究一下,“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心是死的?”他的这番话触动了我,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间和空间对话紧密相关。后来我总结,想要有创造力,需要有三个条件:有钱(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去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发展)几年就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由于”来的:由于进行了改革,大量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富余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也有了生存的压力,这就需要更有创造力和干得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搞改革,钱制片人可以支配,干得好的人可以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可以少给,有一点闲钱。第三个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创造力就诞生了。那样的几年时间里,永远是前面在播节目,后面就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令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这个,一看还不错。创造力就是这样诞生的。

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就是牛顿的苹果,发明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是中国的小苹果,解决了庞大的大妈们多余的精力,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笑)说牛顿的这个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此时此刻的中国诞生不了牛顿,此时此刻有几个中国人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在一个讲究“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这是闽南语对这个国度最大的贡献,好多不会讲闽南话的人都会讲“爱拼才会赢”的闽南说法,在这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躺到苹果树下去闲呆着?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内,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摘(除)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要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第一个反应就得抱怨,“谁管的树?你们领导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一定会演变成为这样一种局面,这是大比例,还有一定的小比例的人是吗?

人家说一个外星人如果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它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在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要是掉北京,更搞笑了,“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笑)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你就会去想我们现在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吗?当你看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种本源,此时此刻有多少中国人会去做无用的事呢?但是创造力就恰恰跟无用的事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黄金周,我在厦门。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周那天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十点半的时候就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有想到游客是如此的海量。等我回到宾馆的时候,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有几分钟我就成为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大家)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哪儿是鼓浪屿最有名的?日光岩呐!旁边的人也不用问,跟着人流走了。我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满为患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我就势拐到了鼓浪屿的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那一上午直至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涌入的人们都在日光岩,因为他们要照一张相,留言“我到了鼓浪屿”。从此我几乎不到任何一个景点去照相,因为生命很短,照相的那个时间不如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去感受。所有传说中最美的鼓浪屿,比如说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头传出来,我全听到了。野猫跑过,张三丰的奶茶等等。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哪些问题?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目的地,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拥有的所有好处。这句话开始很绕,但是当我开始想明白了,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无聊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无聊的时间,只要一“无聊”,人们下意识地就拿起手机来,“无聊”就被填满了,看个微信瞎搜一番等等,“无聊”没了。无聊之中所临时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无聊”也是创造的一个重要母体,而我们现在连给它时间的可能性都没有。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有用的事?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学堂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都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着?”“你直接告诉我一个什么?”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我治不了“急”病,只能是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要告诉我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只有一种药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有,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看名片、递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没用,撕了,因为你用不着他。就在一个又一个筛选名片、把没有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错过了)生命中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嘛,有趣的朋友越来越少。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包括阅读本身?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我特倒霉,本来报了某个学院的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现在12月份了,回去复读可能有点来不及了,自己考虑清楚。第二条,学校能转系,试试。第三条出路,大学本科学的是思维方式的熏陶,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一个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的专业。第四条非常重要,没准你会爱上它,试着爱上它……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跟我说,谁这年头还在读诗啊……诗歌里有最浓缩的中文,我要告诉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中文是每天面临再次发明的。发明这个词是理科啊,怎么会跟文科有关。我说不,汉字的常用字五、六千字,但是每天当你落笔要写字写文章的时候,你都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想想我们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同样路过神女峰,为什么她能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两个字你不认识吗?但是她把我们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诗歌里头,同样存在着看似无用的东西,但是汉字每天都可以重新生长,我们要探讨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浓缩的东西。当一个民族有持续二十多年的时间不读诗厌恶诗,而且把它边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些东西开始重新有用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是什么?戒指。你告诉我一个实用功能,它有吗?但是它非常贵。顶针,几毛钱一个,但是戒指呢?无限。还有服装,比如说,服装有用的功能是什么?保暖和遮羞。如果要是满足它有用的功能,去个小商品市场,100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10000都拿不下,这9999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它一点也不会为保暖和遮羞增加更多的因素,很贵很贵的东西在遮羞方面反而能力减弱了,(笑)尤其在夏天。无用的才最贵,(你们可以)去研究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陈丹青非常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请问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大前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到了那儿之后,我详细地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九百多年前到富阳,之后也被边缘化,六七十岁了才在边缘的山里画这幅《富春山居图》,城中心都是领导、企业家、达官贵人,黄公望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把这幅图在寂寞中画完,画完给了一个僧人“无用”。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还喜欢这幅画,送了。九百多年过去了,城中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这幅无用的人画的无用的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真没用吗?

今天下午,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问题,“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去看美剧等等,我是不是需要坚持”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多少书和炫耀多少财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说读书时,已经坏了,读书是一种乐趣。有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书肯定就是新华字典啊。(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剩下的、所有的书都像小溪流从源头出发,长江黄河在开源的地方都是涓涓细流,然后不断地有水系汇入其中,然后不断地、慢慢地壮大到长江和黄河如此之辽阔。你能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哪条汇入的河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我当然无法回答,我这一路上汲取的这么多营养,到底是哪个营养塑造了我。有人问我读了多少本书?我说无法回答你一个数字,此时此刻我什么样就可以反过来告诉你我读了多少书,因为它变成了我。最重要的是,读书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乐趣,不是我的结果让我得到了乐趣。

现在去中国的书店,最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几摞书。第一个是与考试有关的书,第二个是(关于)养生的书,第三个是所谓的畅销书。这涉及到人们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具有功利性。但是有很多好书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有过程。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乐趣。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看的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我还有热泪盈眶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个重要缘由是,知道你还容易被什么所感动。我来的路上看的是《西南联大行思路》,是张曼菱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有太多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比如说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的时候,他的儿子即将要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应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系他所拥有的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抛离这一家子的传统?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写了一句话“物质之损失我毫不挂怀,南开之精神将在这个废墟上永远。”蒋介石决定彻底抗日就是在头一天,南开被炸之后第二天作出的决定,蒋介石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了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这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藏着这种无用的阅读乐趣。(而)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一步步熏陶过程中,慢慢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去做看似无用的事……我每周必须跑五天的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在跑的过程中慢慢成为一种享受,你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的确,当我跑完步的时候,累的是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和过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辩证法。

大学是止于至善,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永无止境。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我们过去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面对最小的宇宙和最大的人心,只要可以探究的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无法掌握的是最辽阔的,人心是最辽阔的。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相结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件事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我舅舅是中学数学老师,以前每天都跟我玩一个游戏,每天都给我出一道题,但缺德的是他往往先画一条辅助线,让我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当时我是一个孩子,只是每天去完成一个任务,总能找到,因为任何一个平面几何题都有一条两条甚至三条四条辅助线能把它搞定,很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从那时候开始,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止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要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创造力和不同就在这一个小细节上诞生了。你要知道,第一条辅助线是功利的,第二条辅助线是无用的,但是第二条辅助线提升了我,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只要我找到第一条辅助线,得10分,OK啦,我完全不需要再去找第二个答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的训练,深深成为了今天的我。我不相信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了答案我也从不绝望,我再去找第二个答案就好了嘛。所以我称之为第二条辅助线,而它恰恰来自于不功利性的无用的训练。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类,开始有第二条辅助线,开始做无用的事情都被鼓励。

人类的进步是由科学家的好奇推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杨振宁跟我说过,物理学到尽头是哲学,而哲学学到尽头是宗教,所有的东西是一个大圈,因此他的话对我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他是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一个大家会看到一个相通的地方,而不是聚集在这,他之所以给我讲这句话的缘由在于他经常做无用的事儿,而且感谢这件事儿,就是读大量的金庸小说和各种文学作品。

谢谢各位。

《变革中国》书摘

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制度的转变则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制度是多层面的,由于太过复杂,任何单一的纬度都不足以衡量其优劣。因此,一般而言,保证制度的多元化是更为可取的方式。

商品市场告诉企业一些有关它生死存亡的信息,例如企业不能继续生产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产品;而要素市场告诉企业不同生产要素的替代成本。虽然市场总是多多少少存在询价的空间,但任何单个企业难以对原材料的市场采购价格造成实质性影响。要提高生存概率,企业必须自我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新更好的产品,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与竞争对手相同的产品。因此,市场竞争可以让高效的企业繁荣发展,让低效的企业逐渐消失,或者转产,尝试生产其他产品。

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

在市场经济中,定价机制协调经济中的资源流动;它首先告诉我们资源有多种用途,相互竞争,也告诉我们每种用途的回报率,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利润最高的地方。市场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共同的市场法则下运行,并且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保证生产要素得到高效利用。然而,当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并不取决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表现,当消费者无法决定企业的命运时,这个体系就会崩溃。在分权的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混乱的定价体制让市场力量备受挫折。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碎片化,阻碍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一旦生产要素不能随价格而自由流通,定价体制受到抑制,经济资源就很难找到带来最高收益的用途。企业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销售产品,消费者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生产得以继续,整个经济不得不依靠国家的“看得见的手”。

投资与消费同步增长,通货膨胀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

如何将共产党整合到法律体系之中依旧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共产党的权力在法律之上,法律就无法规范那些以共产党之名行使权力的人。

市场价格由供给曲线及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

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永远面对市场选择;经不起市场考验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其劳动力和资本将会释放到市场中进行重新整合。没有什么秘诀能让企业屹立不倒。“物竞天择”是市场的唯一法则,无法在竞争中生存的企业将破产,经济资源只在更懂得利用它的企业中流动。

股份制有效运作的程度,取决于它能将多少经济资源释放到一个自由的资产市场中。

完全竞争市场是指,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同样的产品,消费者以他们愿意付出的价格购买产品,企业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事实上,企业间最重要的竞争也许在于产品创新,即设计新产品以及提供新颖优质产品的能力。当企业无法生产独一无二的产品时,便只能通过削减成本降低价格与对手竞争。这种在教科书中描述的竞争方式实际上是企业在万不得已时才会使用的手段。此外,在要素市场中,企业也会为了获取有利资源及顶尖人才而竞争。除非企业能够保证生产要素的供给,否则它无法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获胜,哪怕它有着出类拔萃的产品。

市场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它们能在这个平台上争夺资源和消费者。企业在竞争中的表现优劣,主要取决于市场(包括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企业间竞争的自由度。而企业的效率,在本质上则取决于生产要素在应对竞价时转手的速度、要素和产品跨界(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流通的难易度,以及建立新企业和发明新产品的难易度。

生产要素向产品和服务的转化需要在一个生产结构中实现,该生产结构通过各种安排——包括非人为操控的定价机制、契约及非契约性人际关系——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协调,最终将生产要素转化成商品。

大卫·李嘉图在此逻辑的基础上添加了地域因素,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比较优势法则,即各个地区根据自身优势发展与之对应的产业,而自己不生产或无法生产的产品则通过进口获取。通过专业分工和贸易往来,不同地区间形成了符合各自优势的产业集中区。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者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组织生产。

市场之所以存在的最终原因是人性的弱点。如果中央计划者真如社会主义经典模式所假定的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市场将确实只是一场浪费资源的游戏。

张五常对于制度变迁的最初分析中,制度变迁的成本源自两个方面:寻找替代制度的信息成本和实施改革遇到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可能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的反对。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内部经济”上的损失更多地被“外部经济”上的所得所补偿。这是理解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高速转型的关键。

由于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被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

垄断性国企雇用了全国8%的非农业劳动力,但这些员工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

哈耶克曾在几十年前提醒过我们,与自然现象或者心理现象不同,社会事实的真实性取决于“(你四周的)人们认为它是真的”。

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

官僚政府或任何大型组织的突出弱点,在于上层决策者往往要依赖下层提供的信息。因此,包括官僚政府在内的阶层组织结构经常陷入权力与信息双重不对称的陷阱之中。顶端的决策者大权在握,但掌握的信息不仅有限,而且都是经过多次过滤、反复挑选而又带有偏见的;权力金字塔底层的看门人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却无权采取行动。一个独立于政治力量的活跃的思想市场,则会为体制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使决策者可以获得有效的信息。

真理是完整的、永远的、权威的、颠扑不破的。但是,所有的知识都恰恰相反,知识是不完整的、临时的、推测性的、时时可以修正补充的。

《封神榜》二三事

一、会不会做人

商纣王和他分封的郡臣讨要女儿,便是妲己,妲己她爹不想给就敢动武。割据势力真是牛气,分封制的帝王地位可见一斑。

后帝都公安局长黄飞虎的老婆和妹妹死在纣王楼下,黄飞虎就带领军队冲击皇宫想治纣王于死地,保内安全的军权独揽一人之手,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

纣王给西伯侯和北伯侯安排工作,去吓唬一下妲己她爹,让他把女儿献上来。这下就看出谁更会做人了。西伯侯和北伯侯玩虚的,北伯侯怒了:“你不去打我去。”正中西伯侯下怀:“你去吧,我回去收拾收拾再来。” 北伯侯去了被一顿胖揍,损兵折将,灰头灰脸。但妲己爹也很愁,虽赢了几把但地少人稀一直打下去迟早要完蛋。西伯侯看火候到了,派人送了封信去,一方面做好人,另一方面威逼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既说动了送妲己归汤,又让妲己他爹对西伯侯感激涕零。

这就是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办事呐。

二、利益集团的斗争

有一种观点说纣王衰败是因为提高了奴隶的人权待遇,触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

先不说人间怎么样,整部封神榜就是阐教和截教两大派系把战场放在了人间重新瓜分利益的过程,最后当然是阐教胜利了,成了主流。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宗教圣战,连教主都亲自出马,分别是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老子也没有置身事外。

纣王的靠山就是截教,周王的靠山是阐教,阐教在开始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反观纣王没有做好宣传,也没有控制好舆论。

封神的起由,说是阐教的有些人犯了杀戒,要解决这个事情,居然是再杀别教的人?这个逻辑我理不通。总之,大多数截教的人和少部分的阐教的人死了以后被封了神,去给玉帝做公务员。

小时候看封神榜很纳闷,怎么“坏人”全都成了神。

三、脱离父子关系

非得剔骨还肉,否则脱离不了父子关系。如哪吒父子,仙界尚如此,何况人间。

四、背黑锅和替死鬼

燃灯破十绝阵,这绝对是一场大的战役,每阵总先送一个道行低的弟子(有的是凡人)进去送死,随后才又派高人进去破阵。这毕竟也是截教高人布下的阵,不知底细,贸然进去送死不值,先送一个替死鬼进去,凭他们先进的科技道术,在替死鬼身上装个摄像头,一定先把里边的玄机看个透彻,再进去,方保无虞。

有的人啊,生来就是做替死鬼的命。

五、麻黄与升麻

姜子牙部队曾遭两次生化武器的袭击。一次是瘟疫,神农传下了麻黄,称寒门发表可治传染;另一次是痘疹,发热、身疼、浑身上下长出颗粒。神农传下升麻,用于痘疮发表。

六、通天教主的失败

封神是要从道术稍差的人中选出一部分重新划分一个等级。是重新洗牌、排位,打压竞争对手的机会。通天教主把这件很关键的事情想得非常简单,只吩咐弟子不要参与其中,没有更全面的计划和安排。头脑简单,政治敏感性差,只是失败的第一原因。

别人打死自己的弟子,还把帽子送回来,形成了挑衅的事实,通天教主却不以为然,还叱骂自己的手下“畜生”。但随后手下的人挑拨说对方骂了我们,马上暴跳如雷,不计后果地要与对方对决。头脑简单,又加意气用事,这是失败的第二原因。

反观原始天尊的威势逼人,把小弟们镇压的服服帖帖,通天教主的弟子却几次三番地不受约束,腹非心谤。果不其然,到了万仙阵关键时刻,小弟抱着法宝跑路了,兵败如山倒。御下无方,下不服上,是失败的第三原因。

诛仙阵、万仙阵,师兄弟共三人,老子和原始师兄俩欺负通天师弟一个,不仅如此,还请了两个西方的外援。通天从始至终就独自为战。在搞派系关系方面通天的能力简直为零,是失败的第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