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的思考方法大大改变了供应链和生产系统的运作方式。它的原则中包括了吸取每位员工的知识和创造力、把每批次的规模缩小、实时生产和库存管理，以及加快循环周期。

在普通管理中，如果无法实现目标的话，要么是由于计划不足，要么是执行不力。

放弃对你需要的认知没有直接用处的一切功能、流程或努力。

一个成熟的制造公司的商业计划，会显示公司的增长随着其销售量等比增长。当把产品销售所获的利润投入营销和推广时，公司就会得到新客户。公司的增长率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单一客户获利率、获得新顾客的成本，以及现有顾客的重复购买率。这些指标表现越好，公司增长得越快，也越赢利。它们是公司增长模式中的驱动因素。

没什么比高效地做一件根本不该做的事更加徒劳的。

固定资产多说明这家公司可能是制造业企业，而且还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制造企业。

资产负债表左边说的是，钱被拿去做什么了。

右边告诉我们，企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哪些是股东投入的，哪些是从银行借的，哪些是欠供应商的，哪些是欠员工的、欠税务局的，等等。

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时点的概念，它只是给企业拍了张照片。

利润表告诉企业它是否赚了钱、在哪里赚的这两个信息。

毛利润的提升不一定由业绩提升引起，还有可能是因为产成品库存增加。

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最直接、最表面的联系了——利润表当中的一部分利润有可能被归入资产负债表中的未分配利润这一项，未分配利润将两张表联系在一起。

现金流量表，实际上就是对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按照公司从事的经营、投资和融资三项活动进行分类的描述。

五力分别是：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购买者的议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行业内竞争者现在的竞争能力。

毛利率下降了，意味着市场环境恶化了，“向市场要效益变得更难了”，这时就需要“向管理要效益了”。

成本领先战略是一种主动牺牲效益来换取效率的战略，是一种效率制胜的战略。

差异化战略是一种通过牺牲效率来换取效益的战略。

企业是一个最高级别的系统：一个由众多为了一项共同的事业而自愿奉献自身知识和技能的人所组成的系统。所有真正的系统，无论它是机械的，例如火箭的控制部分，还是生物的，例如一棵树，或者是社会的，例如一个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是相互关联的。某一项功能或者某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效率得到提高，并不一定能使整体得到改善，事实上还有可能损害甚至毁坏这个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强化这个系统的最佳方法是弱化某一个部分——降低它的精度或者效率

一个组织，只有管理者致力于做正确的事情以及让人们做正确的事情，才有可能具有高涨的绩效精神。

不能因为一个人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就认为他是一个不合格的人，并进而认为必须予以解聘。

组织对控制手段的选择能够向人宣示它重视的和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因此，控制手段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反映出组织的价值观，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起着引导的作用。所以，控制手段关注的必须是结果。

社会及其结构、市场、顾客和技术。

一个人要管理自己，就必须建立一个流程，用来判断自己擅长干什么事情（也就是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判断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中的哪个地方才能取得最大成果（也就是做出最大贡献）。

设定目标就是一个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组织经营成果与践行个人笃信的原理之间的平衡；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之间的平衡；理想结果与可用手段之间的平衡。设定目标显然需要分析和综合能力。
进行组织显然也要求管理者具备分析能力，因为它要求以最经济的方式使用稀缺资源。但是，由于组织的对象是人，因此这一活动必须遵守公平原则，并且需要管理者正直无邪。同样，人员开发也需要分析能力和正直无邪，而且还少不了察人识人的本领。
激励和沟通所需要的，主要是社交技能。它们需要的不是分析，而是整合与综合。它们要遵守的主要原则是公平性，经济性倒在其次。正直的品格比分析能力重要得多。
衡量最需要的是分析能力。但是，衡量必须成为自我控制的手段，而不是被滥用——用来从外部和自上而下地控制别人，即统治别人。

管理的最终检验标准是绩效。管理的目标和证据，必定仍然是成绩而非知识。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者一种职业。

收购方提出要约的假设是，企业唯一的职能就是给股东提供最大可能的即期回报。不用给管理当局和企业任何其他理由，谁的出价高，谁就成为收购者，结果经常是打破持续经营的理念，为了短期收益牺牲长期创造财富的能力。

按照工作自身的逻辑对工作进行组织仅仅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让工作适合由人来承担，因为人的逻辑与工作的逻辑大不相同。

企业存在就是为了向顾客提供商品和服务，为社会提供经济剩余，而不是为了向员工和管理者提供职位，甚至不是为了向股东提供股息。职位和股息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存在的目的。医院存在不是为了医生和护士，而是为了以治愈疾病而且永不再来为唯一愿望的病人。学校存在不是为了教师，而是为了学生。忘记这一点的管理当局，只会管理不善。

管理者还必须是创业者。他们必须把资源从产出较低或者递减的领域撤出来，投入到产出较高或者递增的领域中。

要求那些生理和心理状况都还不错的人在固定年龄退休的做法可能会被废弃。

发达国家的市场是由年轻人的价值观、习惯和偏好所支配的。

熊彼特认为，动态失衡是经济的唯一稳定状态，创新者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的推动力，新技术即使不是经济变革的唯一动因，也是主要动因。

只有这些所谓的下级承担起教育上级的责任，也就是让上级明白市场研究或者理疗的功用，应该做什么事情以及结果如何，这个上级才能开展工作。反过来，这些下级也有赖于上级指明方向；有赖于上级告诉他们表现是好是坏。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并不是传统的上下级关系，把它比作交响乐团指挥与演奏者之间的关系要贴切得多。

对越来越多的全职员工必须像对待志愿者那样进行管理。知识工作者要从企业领取薪水，这一点没错。但是，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可以离职。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也就是知识。

志愿者要求比领薪员工从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原因恰恰在于他们是不领薪水的。他们最需要的是挑战。他们必须了解并且拥护组织的使命。他们需要持续的培训，还需要看到成果。

员工越来越应该被当做伙伴进行管理——按照合作伙伴的定义，所有伙伴都是平等的。按照合作伙伴的定义，伙伴也是不能加以指使的，只能进行劝说。因此，人员管理会越来越像营销工作。做营销是不能从“我们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出发的，而是应该先问：“对方需要什么？对方的价值观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认为理想的结果是什么？”

根源极少在于做事情的效率太低，甚至不在于做的事情不正确。

决定一个企业是什么的是顾客。把经济资源转化为财富，把物品转变为商品的，只可能是顾客为商品或者服务付费的意愿。

顾客购买并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是产品，而是效用，也就是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对他的用途。

创新可以促使价格降低。

创新的结果也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新产品、一种新的便利或者确立一种新的欲求。

创新是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一个技术术语。

所谓创新，就是赋予人力资源和实物资源新的、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

决定企业是什么的，只能是顾客。

回答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将来会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时，关键的一步是要系统地分析所有现存产品、服务、流程、市场；最终用途和分销渠道。它们仍然有生命力吗？将来还有生命力吗？它们仍能给顾客提供价值吗？将来还能提供吗？它们还符合人口、市场、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现实情况吗？如果不符，如何最妥善地放弃，或者至少停止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努力？

产品或服务创新；市场、消费者行为和价值创新；生产产品和服务以及将它们推向市场所需的各种技能和活动方面的创新。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产品创新、社会创新（例如分期付款）、管理创新。

一个行业开始衰落的最初信号，便是对合格的、能干的、雄心勃勃的人丧失了吸引力。

战略规划不是科学方法在商业决策中的应用，而是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的应用。

管理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需要出色的想象力和勇气以及高超的领导能力，从某些方面而言比管理体力劳动者要求更高。这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都把各种恐惧，例如对经济贫困的恐惧，对职业保障的恐惧，对公司保卫人员或地方警察施以体罚的恐惧，作为一种武器，用来管理体力工作和体力劳动者，但是这个武器对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完全不起作用。
除了最低层次的知识工作者以外，知识工作者的效率不会因为恐惧而提高。只有自我激励和自我指挥才能让他们富有效率。

研究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第一步便是要问他们：你的任务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期望你做出怎样的贡献？有哪些东西妨碍你完成任务，因此是应该排除的？

成本必须加以控制和削减，资产则必须使之增值。

知识工作者拥有生产资料——装在他们大脑里的知识。知识是极其容易带走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资本资产。知识工作者因为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于是有很大的流动性。

一个企业，只要是不顾经济绩效的限制而承担财力不济的社会责任，它必然很快就会遇到麻烦。

管理当局的首要职责，也是要维持所在机构履行自身职能的能力。如果损害这种能力，无论动机多么高尚，也是不负责任的。

企业的强项在于需要衡量和计量的领域，也就是需要开展市场测试、衡量生产率和满足利润要求的领域。离开这些领域，企业基本上就会无能为力，同时也会基本上背离它的价值体系。在那些实行无形绩效标准的领域，例如“政治”观点和情感、社区的赞同与反对、社区力量的动员以及权力关系的构建等方面，企业都不会觉得游刃有余，也不会看到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因此也极有可能不会有这方面的能力。

政治学词典里没有“责任”这个词，有的只是“责任与权力”这个词。谁拥有权力，谁就必须承担责任。同样，谁承担责任，也就必须拥有权力。

管理当局都必须关注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有可能，它们就应该把这些问题转化为业务机会，或者至少应该深入思考问题的性质以及解决办法。

最大贡献和承担的最大责任，便是履行它们自己的职能。最不负责任的做法，便是让它们承担能力范围之外的任务或者以社会责任的名义僭越权力，从而损害它们履行职能的能力。

兼顾包括股东、员工、顾客和公司所在社区等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者，按照“最佳平衡利益”进行经营。

改变世界的方式有两种：用笔（使用思想）和用剑（使用武力）。

管理者必须有足够的事情做，否则就会去替下属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抱怨管理者不“授权”，就通常意味着那些管理者要做的事情不够多，于是就去揽本该由下属完成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也是挺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对于那些从工作中成长起来，已经把工作当成习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管理者不能没有自己的工作，否则他们很快就会丧失对工作质量的良好判断，丧失对艰苦工作的尊重。没有了这两样东西，管理者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管理者应该成为一个“有事干的上司”，而不是一个专职的“协调者”。

试图改变一个成年人的个性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一个人开始工作时，个性已经定型。所以，开发的任务不是要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而是要让一个人能够取得成绩，完成工作。

这名管理者哪些事情做得很好——不止一次，而是一以贯之？

贡献各不相同。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上级必须清楚对下属管理者有何期望，下属则要知道自己应该对哪些结果负责。

上级是否要求速度和质量兼得，而现实只允许任选其一？这时从公司的利益出发应该如何取舍？上级是否要求下属发挥主动性和判断力，可却要求他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须征得他的同意？上级是否要求下属提出意见和建议，可却从不采纳，甚至不予讨论？公司是不是要求由区区数人组成的工程师队伍在工厂一出现问题时就立即到场，同时又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完成新的设计？公司是不是要求管理者保持较高的绩效水准，却又不允许他们把绩效差的人调走？公司是不是创造了一些不利的条件，让人们说：“只要我的上司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能把事情干成？”

如果知识大都集中在参谋服务人员那里，那么这个组织就是试图由上到下灌输知识，而不是由下到上获取信息。

企业的结构和信息系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司的所有权与日常管理分离。第二阶段是创建命令与控制结构和系统。我们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信息型组织。

组织是发挥成员的长处，同时让他们的弱点变得无关紧要的一种手段。

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每一个成员的长处，也就是每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关注他们不能做什么。

组织的“士气”并不意味着“人们相处融洽”。真正的考验在于绩效。人际关系如果不是建立在因工作绩效出色而带来的满足感之上，那么实际上就是糟糕的人际关系。如果某些优秀的成员的长处和能力威胁到整个组织，他们的出色绩效给其他成员造成麻烦，让这些人感到沮丧和泄气，那么这种情况便是对组织最有力的批判。

“绩效精神”在组织中的含义是它输出的精神力量大于输入的所有努力的总和，它意味着创造能量，这一点用机械的手段是做不到的。一台机器输出的能量不可能大于输入的能量。输出大于输入，只有可能发生在精神领域。

正直（integrity）是管理者绝对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一项必须在任职之初就具备的品质，不能在任职之后再去培养。

把一个人安排在一个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上，对他并没有好处。不正视他无法胜任工作这个事实，那非但不是同情，反而是怯懦。

下级有权要求有一个能干、有献身精神、有成就的上级。

如果让他留在当前的职位上，便是对企业及其全体人员的背叛。但如果解雇这个忠诚服务30年的员工，那便是对信任的背叛。

一个人如果不能取得杰出的绩效，就不能留在当前的职位上，但任何人不应该由于前任管理当局的错误而受到惩罚。

一个以问题为重点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采取守势的组织，是一个认为只要事情不变糟自己就能干得更好的组织。

这就是公司所需要的、所奖励的和所尊重的。

一个人如果对“谁是对的”这个问题的关心，超过对“什么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关心，也不应该被任命为管理者。

连续两次不能取得良好绩效的人，最好是让他们去投奔竞争对手！

人员决策是组织控制的终极手段。

员工是通过管理当局的人员决策来判断管理当局的价值观和能力的。

最重要的是感知而不是信息。

沟通必须从接受者开始而不是从发起者开始。

悔自己没有在时间宽裕的时候多读一点书，近年来生计较为稳定，有幸每天能在地铁上看差不多两个小时，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上百本。读得种类比较杂，名著中很大一部分是小说，读得多了，在读书的方法上稍有点心得，记录下来。

在小说这个类型中，引人入胜的是情节的跌宕起伏。但像语文课上学的，小说的目的更在于塑造经典的人物形象。首先当然有主人公，还有一些为情节服务的小人物，写得好的小说或者说那些名著，会把每个人物的出场和结局整个过程写得完整和合理，行为受性格指引，变化也不突兀。读完一部小说，闭着眼睛回顾主人公和各配角的“一生”，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回想人物的理想、目标或者使命，受到了什么影响，如何建立了这样的目标，为了达成目标建立了怎样的信念，又是在这样的信念下产生了什么行为，一连串的行为过后，造成了什么结果，对周围的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周遭的人面对这样的人和事，各自起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又在什么样的动机和约束下，产生了怎么聪明或愚蠢的行为，如果是自己（读书的人）所处那个环境和场景中，会采取哪种态度、哪种选择，人物最终的结局又怎样，圆满或破碎，得和失又都有些什么，哪些“值得”，哪些“不值”，值和不值之间，自己又是什么样的衡量标准，每部小说中的每个人物（不分大小）一一分析过去，终于能在入世出世间有些恍惚的领悟，因为小说这种艺术的创造必然也来源于生活，相当于浓缩了很多人的人生经验供自己里汲取营养，一部小说这样下来就算读得有意义。

但初读者又不能把自己这样深深地代入进去，会“走火入魔”，当看遍了各种类型的小说，言情、武侠、惊悚、历史……各种各样的悲喜剧，名著和网络小说，只有在分清了现实和创作，拿得起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之后，才不会把自己的心性“艺术化”了。

这样读下去的结果就是会觉得越来越孤独，因为逐渐地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了“上帝的视角”，有时会冷笑，有时会悲天悯人，有时有了一眼看透的“悲凉”，有时别人说话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心中磅礴一团像混沌初始，话不知从何而起，因为信念结构已经通过书本的万物众生构建的复杂无比，或者是支离破碎，又或者是逐渐地没有了信念和观念，立场随心所转，原则若有若无，观人视物角度千变万化，怎么做无可无不可，无对无错，无善无恶。呆若木鸡、心如槁木（原始意义），要是一滩死水下去终归于完蛋。但另一方面，心境和情绪越不善或不屑掩饰和控制，行为也乖僻，像孩子一般，越来越真实，喜怒无常，“复归于真人”，“永葆赤子之心”，因为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从何而来到何而去，成年人可受不了这样的神经病。

看小说真能看成这样吗？把小说中的角色当成立体真实的人物来看待，短短几天内看透他的一生，看透众生的生生世世与生生死死，深刻地分析、细心地领悟，只要数量够多，就会有这样的心境。但恐怕这也仅是一个阶段，再到一个境界可能另有体悟。再看的多，可能真的会上善若水，真的没有了物和我，对待无赖就变成了流氓，对待贤人就变成了圣人，有面具也没有面具，有眼镜也没有眼镜，有目的也没有目的，有手段也没有手段。

读书对于我来说，让我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了新的认识。有一种关系初始是因为恨，后来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空让我想要摆脱，我一直在想这样是不是一种偏激或偏执，而我竭力想要想清楚问题的答案，这是不是又是一种内心的纠结互博。到如今我觉得还是空占据了大部分，这个结论让人庆幸或欣慰。但恨和空终究也是一种情绪罢了，引申到万物，也许没情绪、物来则应是最舒服的。

常有人说我的演讲很有激情，可是今天我听了前面两位嘉宾的演讲，我觉得自己被秒杀了。（全场大笑）

尚老师、许院长他们的激情，来自对文化的热爱。文化确实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

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富有激情、情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

可是今天，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

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

有句很有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耳熟能详，而且对它很是认同。从历史上看，1840年以后，中国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堪一击，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就是指科学技术的落后。

从现实上看，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用知识很好地答出一份标准化试卷，可能就读不了好大学、好专业，找不到好工作，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

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压力，我们都知道知识太重要了。但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是，尽管知识确实重要，但知识也有局限性。

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

首先，知识是无限的。什么叫知识？知识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实的认知。既然世界是无限的，那么知识也是无限的，可悲剧的是人生是有限的。

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世界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废掉。

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举个例子，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找了一批专家出了一套国学题目。题目出完后，编辑想让我审一下。我看了5分钟，对它的判断就是6个字：无趣、无聊、无用。

比如有一道题目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全场笑）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

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都搞明白，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这样的知识碎片，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有一道题目：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它是有意义的。

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和目标，他只知道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对他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答案，心里一阵窃喜，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并且他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这一点。于是，他天天等着别人提问，以期收获别人的敬佩。为了等到这一天，他可能每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都点胡萝卜，（全场笑）别人吃得很香，他却只等着一个问题。

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

有不少人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

他的结论就一句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放了5个音乐片断，每个片断几秒钟，随后提问：这5个音乐片断，有2个片断属于同一首歌，你们谁知道？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并且回答正确。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其中有2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你知道吗？这时我紧张了，我怕他知道。他不知道，说明他还是正常人，如果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

但是没想到他真知道。（全场笑）这时我让司机把收音机关掉。司机吓一跳，问为什么？我说：“它在侮辱我们的智商，并且在误导我们生命的流向。”

这就叫无用的知识，生活中有太多这样无用的知识。

比如，很多人关心某个明星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星座是什么，结了几次婚，又离了几次婚。当一个人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时，他可能获得了知识，并且在饭桌上能与人聊天，但他会变得特别琐碎。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警惕知识》。

主要观点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来就不可能占有无限的知识。更可悲的是，无聊的知识会让人生变得无聊，琐碎的知识会让人格变得琐碎，甚至猥琐。

孔子的学生子夏早就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即使是胡萝卜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你可以拿来吹吹牛，但如果你老是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

你用琐碎的知识把人生变成了碎片，所以君子不为。

荀子曾提出过对知识的鉴别。他说有些知识是无聊的、无用的、无趣的，这样的知识荀子有一个判断，叫“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你知道了这样的知识，并不能够因此成为君子，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也不会因此成为小人。有的知识对你的人生，一分都没加，又何必耗费精力和时间呢？

但是在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兴高采烈、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实际上，在知识之外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

《列子》里面有篇文章叫《两小儿辩日》，在座的都读过。两个小孩辩论说，太阳早晨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

两个人都有根据，说早晨近是因为早晨的太阳比中午大；说中午近是因为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热。

孔子活得真有压力，他几乎是那时候的“谷歌”和“百度”，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跑去问他。两个小儿问孔子，但孔子没法判断。

于是作者就借小孩的口吻讽刺孔子：“谁说你知识多？”作者大概是想，只要否定孔子的知识多，那就否定了孔子的价值。

这个思路显然是错误的。在人生知识的考场上，谁能站到最后？

我今天跟大家打个赌，我可以出一套100分的知识类题目，每道都有标准答案，但我能让在座所有人都得零分。反过来，你们也可以给我出100分的知识类题目，让我一分都得不到。

比如，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老师对学生提一个要求：“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第二是你必须要有标准答案。”

很多人说这个题目太雷人了，可我就觉得出得很好。因为它告诉我们，在知识的考场上，没有人可以站到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老师，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全场笑）

我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给大家出题，不需要费劲，就能让大家都得零分。你们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知道我祖母的名字吗？知道我祖父的二大爷的名字吗？在座的谁能答出来，今晚我请客。（全场笑）可见，知识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打倒。

如果要算知识的总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你们的知识总量都超过孔子。比如说，我可以出计算机、物理、英语、数学之类的题目，孔子肯定答不过你们。

但我们就比孔子的境界高吗？这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孔子自己早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我有知识吗？不，没有。苏格拉底也曾经说：“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只不过说出了一种真相。面对世界的无限，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

你看我不顺眼，给我出一道数学题。我为了防备下一次再有人给我出数学题，于是我天天学数学，学了10年以后，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大概已经到6800期了，我终于有勇气上台演讲，突然又有人说：“鲍老师，我这有一套物理题。”（全场笑）

你不会这样干，对不对？因为你们会宽容我的无知，我们也会宽容他人的无知，但是有种情况是不能宽容的，那是什么呢？没有良知。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

我们遇到标准化的试卷，回答不好没有问题，但是涉及良知判断、是非判断、善恶美丑判断，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全场大笑）

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判断力。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文化素养。

比如，为了抵制日货，很多年轻人走到大街上砸同胞的车，甚至伤害同胞的身体。他们带着一腔热血，以为在爱国，但实际上却是在“碍国”。

为什么一个带着良好爱国热情的人，会去做妨碍国家、损伤中国人形象的事？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良知。

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要告诉大家，良知才是方向。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我还要告诉大家，野蛮也会招打。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

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到。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如果一种制度能推动科技事业大繁荣、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而放弃这种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最终的证据是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要了解现实、预测未来，必须对历史，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个人要这样做，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某些事物是喜欢还是厌恶，决定了当这些事情再次发生时，这个人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

你必须有需求，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你拥有一件事物之前，你必须想拥有它，而想要拥一件事物首先就意味着你要有能力发现自己需要什么，其次还意味着你要有能力训练自己、组织自己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我断定在所有制度中，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制度是最好的。壳牌的人才评估系统把人的特质归结为三种：强大的分析能力，合理把握事实的能力，以及善于总结原则并关注基本事实的能力。如果你只知道关注现实，就会变得平庸和碌碌无为，你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有超越现实的能力，并且说“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你要有超群的想象力。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来了之后才知道不好讲，为什么？年龄层相差太大，36到42（岁）的一群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你怎么把一家两代人融合在一起还要给他讲呢？讲养生上一拨听，下一拨不听；讲励志，下一拨听，上一拨不听；讲成功，底下（有）一半儿人都有经验，很难，所以，聊聊天吧。

这一个月正处在厦门的读书月，我是受出版社的“裹挟”，来跟大家谈阅读之美，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悲哀的事情。今年台里头做一个关于读书的公益广告，这几年（都在）做读书的推广，我总纳闷一件事，你见过国际上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说到国际吃饭日，没有。那既然国际没有吃饭日，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读书日呢？对于人们的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去，那我很纳闷，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的一件事吗？那么为什么现在都已经堕落到了要全社会去推广“阅读”这样一种现状？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印证了此时此刻中国的某种悲哀和某种觉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前不久在APEC上，普京送给了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完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他们技术很高科技吗？没有。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这面跟咱们的手机一样是正常的，另一面是跟kindle一样的、像水墨一样的屏幕。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一个屏幕是正常的彩屏，另一个屏幕是墨迹的屏幕，只有爱读书的国度才可能把它研发，他才会把一个手机跟阅读和使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我们设计成两个屏幕，一定是为了变得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而不是考虑是否更适合阅读。

同样的道理，今年八月份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大家知道，八月份的时候，巴黎人民非常可爱，把整个巴黎全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见着中国人的可能性会比见着法国人的可能性更大，他们都去度假去了。就在探讨这个度假的事情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方的高级官员跟我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该怎么看待法国人像命一样地捍卫这一个月的休假？中国人经常会觉得法国人太懒啦，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啦，都去度假了，海边或者其他（地方）什么的。我们非常容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在全世界，如果论有创造力的国家来说，法国，是最好的，甚至可以不加之一对吗？比如说在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有多少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包括法国的电影，现在我依然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只要看一部法国电影，当然，也是他不错的电影中的一部，我就几乎从来没有失望过。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这个月休假紧密相关，因为每年他们有一个月去保证安静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经常有发呆的时间，让他们了解生命。每年都要休息一个月，宁可少挣点钱，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止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口号上会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我们的实际行径中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钱永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那你可以仔细追究一下，“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心是死的？”他的这番话触动了我，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间和空间对话紧密相关。后来我总结，想要有创造力，需要有三个条件：有钱（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去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发展）几年就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由于”来的：由于进行了改革，大量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富余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也有了生存的压力，这就需要更有创造力和干得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搞改革，钱制片人可以支配，干得好的人可以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可以少给，有一点闲钱。第三个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创造力就诞生了。那样的几年时间里，永远是前面在播节目，后面就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令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这个，一看还不错。创造力就是这样诞生的。

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就是牛顿的苹果，发明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是中国的小苹果，解决了庞大的大妈们多余的精力，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笑）说牛顿的这个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此时此刻的中国诞生不了牛顿，此时此刻有几个中国人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在一个讲究“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这是闽南语对这个国度最大的贡献，好多不会讲闽南话的人都会讲“爱拼才会赢”的闽南说法，在这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躺到苹果树下去闲呆着？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内，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摘（除）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要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第一个反应就得抱怨，“谁管的树？你们领导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一定会演变成为这样一种局面，这是大比例，还有一定的小比例的人是吗？

人家说一个外星人如果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它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在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要是掉北京，更搞笑了，“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笑）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你就会去想我们现在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吗？当你看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种本源，此时此刻有多少中国人会去做无用的事呢？但是创造力就恰恰跟无用的事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黄金周，我在厦门。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周那天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十点半的时候就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有想到游客是如此的海量。等我回到宾馆的时候，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有几分钟我就成为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大家）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哪儿是鼓浪屿最有名的？日光岩呐！旁边的人也不用问，跟着人流走了。我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满为患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我就势拐到了鼓浪屿的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那一上午直至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涌入的人们都在日光岩，因为他们要照一张相，留言“我到了鼓浪屿”。从此我几乎不到任何一个景点去照相，因为生命很短，照相的那个时间不如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去感受。所有传说中最美的鼓浪屿，比如说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头传出来，我全听到了。野猫跑过，张三丰的奶茶等等。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哪些问题？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目的地，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拥有的所有好处。这句话开始很绕，但是当我开始想明白了，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无聊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无聊的时间，只要一“无聊”，人们下意识地就拿起手机来，“无聊”就被填满了，看个微信瞎搜一番等等，“无聊”没了。无聊之中所临时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无聊”也是创造的一个重要母体，而我们现在连给它时间的可能性都没有。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有用的事？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学堂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都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着？”“你直接告诉我一个什么？”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我治不了“急”病，只能是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要告诉我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只有一种药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有，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看名片、递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没用，撕了，因为你用不着他。就在一个又一个筛选名片、把没有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错过了）生命中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嘛，有趣的朋友越来越少。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包括阅读本身？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我特倒霉，本来报了某个学院的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现在12月份了，回去复读可能有点来不及了，自己考虑清楚。第二条，学校能转系，试试。第三条出路，大学本科学的是思维方式的熏陶，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一个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的专业。第四条非常重要，没准你会爱上它，试着爱上它……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跟我说，谁这年头还在读诗啊……诗歌里有最浓缩的中文，我要告诉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中文是每天面临再次发明的。发明这个词是理科啊，怎么会跟文科有关。我说不，汉字的常用字五、六千字，但是每天当你落笔要写字写文章的时候，你都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想想我们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同样路过神女峰，为什么她能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两个字你不认识吗？但是她把我们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诗歌里头，同样存在着看似无用的东西，但是汉字每天都可以重新生长，我们要探讨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浓缩的东西。当一个民族有持续二十多年的时间不读诗厌恶诗，而且把它边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些东西开始重新有用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是什么？戒指。你告诉我一个实用功能，它有吗？但是它非常贵。顶针，几毛钱一个，但是戒指呢？无限。还有服装，比如说，服装有用的功能是什么？保暖和遮羞。如果要是满足它有用的功能，去个小商品市场，100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10000都拿不下，这9999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它一点也不会为保暖和遮羞增加更多的因素，很贵很贵的东西在遮羞方面反而能力减弱了，（笑）尤其在夏天。无用的才最贵，（你们可以）去研究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陈丹青非常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请问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大前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到了那儿之后，我详细地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九百多年前到富阳，之后也被边缘化，六七十岁了才在边缘的山里画这幅《富春山居图》，城中心都是领导、企业家、达官贵人，黄公望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把这幅图在寂寞中画完，画完给了一个僧人“无用”。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还喜欢这幅画，送了。九百多年过去了，城中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这幅无用的人画的无用的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真没用吗？

今天下午，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问题，“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去看美剧等等，我是不是需要坚持”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多少书和炫耀多少财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说读书时，已经坏了，读书是一种乐趣。有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书肯定就是新华字典啊。（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剩下的、所有的书都像小溪流从源头出发，长江黄河在开源的地方都是涓涓细流，然后不断地有水系汇入其中，然后不断地、慢慢地壮大到长江和黄河如此之辽阔。你能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哪条汇入的河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我当然无法回答，我这一路上汲取的这么多营养，到底是哪个营养塑造了我。有人问我读了多少本书？我说无法回答你一个数字，此时此刻我什么样就可以反过来告诉你我读了多少书，因为它变成了我。最重要的是，读书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乐趣，不是我的结果让我得到了乐趣。

现在去中国的书店，最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几摞书。第一个是与考试有关的书，第二个是（关于）养生的书，第三个是所谓的畅销书。这涉及到人们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具有功利性。但是有很多好书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有过程。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乐趣。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看的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我还有热泪盈眶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个重要缘由是，知道你还容易被什么所感动。我来的路上看的是《西南联大行思路》，是张曼菱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有太多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比如说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的时候，他的儿子即将要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应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系他所拥有的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抛离这一家子的传统？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写了一句话“物质之损失我毫不挂怀，南开之精神将在这个废墟上永远。”蒋介石决定彻底抗日就是在头一天，南开被炸之后第二天作出的决定，蒋介石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了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这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藏着这种无用的阅读乐趣。(而)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一步步熏陶过程中，慢慢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去做看似无用的事……我每周必须跑五天的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在跑的过程中慢慢成为一种享受，你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的确，当我跑完步的时候，累的是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和过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辩证法。

大学是止于至善，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永无止境。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我们过去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面对最小的宇宙和最大的人心，只要可以探究的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无法掌握的是最辽阔的，人心是最辽阔的。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相结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件事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我舅舅是中学数学老师，以前每天都跟我玩一个游戏，每天都给我出一道题，但缺德的是他往往先画一条辅助线，让我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当时我是一个孩子，只是每天去完成一个任务，总能找到，因为任何一个平面几何题都有一条两条甚至三条四条辅助线能把它搞定，很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从那时候开始，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止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要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创造力和不同就在这一个小细节上诞生了。你要知道，第一条辅助线是功利的，第二条辅助线是无用的，但是第二条辅助线提升了我，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只要我找到第一条辅助线，得10分，OK啦，我完全不需要再去找第二个答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的训练，深深成为了今天的我。我不相信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了答案我也从不绝望，我再去找第二个答案就好了嘛。所以我称之为第二条辅助线，而它恰恰来自于不功利性的无用的训练。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类，开始有第二条辅助线，开始做无用的事情都被鼓励。

人类的进步是由科学家的好奇推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杨振宁跟我说过，物理学到尽头是哲学，而哲学学到尽头是宗教，所有的东西是一个大圈，因此他的话对我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他是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一个大家会看到一个相通的地方，而不是聚集在这，他之所以给我讲这句话的缘由在于他经常做无用的事儿，而且感谢这件事儿，就是读大量的金庸小说和各种文学作品。

谢谢各位。